第647章 沉重的话题:北地
几天后,右丞相府的人手已经到位,至于运转,肯定要一段时间来磨合。这对右相杨盛文而言,不算什么事。
太子监国也在逐渐走向常态,左丞相府和右丞相府会将各自的工作、决策等都报太子,然后再传达下去,贯彻落实。
对于文朝的整体运转,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,就是秋收即将到来。秋收情况如何,不但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子民们生存,也牵涉到文朝的税收状况,没有税收或税收拖欠,都会给文朝带来沉重的压力。
当然,文朝商业发展发达,除了粮食收益的税收外,商业这一块地税收也占一部分。只是,文朝对于商业税收还没有太明确的概念,漏洞多使得本该有最大收益的一块,却受到较少比例的税收,致使文朝的国库空空,各项政务推动起来艰难。
商税难受,其实是一种观念所致:官不与民争利。
然后,各大家族所经营的商业所得,基本上没有什么缴税的概念,尽可能地逃避缴税,而将盈利全部归到商家。反而是一些小商贩,会被逼迫着缴纳商税,自然商税这一块的国家收益就很小。
之前,右丞相府杨盛文曾动过这一块,国库有所增收,但商税依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。
农业税收上,也有众多漏洞,很多粮田寄存在有功名的士子名下,便成为免征的田亩。如此百年来,积累的田亩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,使得征税的田土变少,增税的总量也就大为缩减。
关于税收的问题,一直以来都是文朝斗争激烈的一块,牵扯面太大,而碰触到太多人的利益,使得一旦有这方面的工作推动,就迎面而来最激烈的斗争。就连之前杨盛文都不敢迈开大步子,推进国家税收的行动。
如今,在左丞相府主导国事的六年中,税收这一块就更加萎缩,国家运转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赤字。几乎将今后三五年的税收都花销掉了。
国家开支最大的几块,一是官员们的工资和奖励;二是水利维修;三是赈灾开支。赈灾每年都有,国家层面开销虽大,但真正落到受灾民众头上的,到底有多少,确实很难说。
朝廷还有一块最大的开销,那就是军费。在北地,常驻的边军,每一年都会投入几百万银两,多的时候会有千万两白银。但实际上,这些开销所起到的效用并不明显。
边军多,驻扎防线太长。哪怕有长城这样的险要关口,有各大关隘,依然难以防备北地游牧民的突袭、破关,破关后在北地的破坏和烧杀抢掠。
这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,也将文朝的运转绑在这上面,让文朝拖得越来越孱弱。
边军虽说是文朝的精锐,但战力与后金鞑子不能野战,更不能与蒙匈族的军兵正面对抗。要抗击北地入侵,唯一依仗的就是长城和关隘。
鞑子侵边,总会选择一处关隘进行突袭,即使守军察觉鞑子的动向,先有了防备,往往还是被鞑子迅猛地突破。之后,只有扼守县城、村里围墙,与鞑子做艰苦卓绝地抗击,损失惨重,也使得文朝的北地越来越荒芜,人口越来越减少。
对于文朝皇室和朝堂文武官员说来,文朝面临的这些,他们都知道,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却无法做到。
太子监国之后,因为到过北地督军,对这个事情比较上心。看到北地大片土地荒芜,村寨破败,人们流离失所,自然心疼。
刘静监国后,便向左丞相府这边提出这个问题。左丞相府统属兵部,北地的战事,也是兵部最重要的一块工作。
太子提出问题后,朱子善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推诿,也不适合拖延。同时,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策,也是试探右相杨盛文的最好方式。
太子刘静提出这样的问题,会不会是杨盛文在背后,想插手军务、伸手进军方的一个信号?对于这一点,朱子善和相关的人,自然会严密注意。
如今的左丞相府权力已经缩水一半多,如果兵部再被牵着走,他朱子善在京都还有什么尊严和颜面?自身的利益就会更大缩水,以后,左丞相府就成为笑话。
当然,目前正是太子监国和右丞相府才重开之际,势头才升起来,不适合直接硬拼。如果未指定对太子监国不满意,对杨盛文的工作不满意,那右丞相府很可能会再次贬斥。甚至可能在未来不就,大宝上的人到底是谁,都难断言。朱子善岂能够轻易出招?
用一两天的时间准备,朱子善将京都这边牵涉到北地边防工作的大佬们,都请进左丞相府。参与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:北地边防工作如何开展。
兵部是核心,然后牵涉到工部、户部、吏部,亲王等等。朱子善自然是将这些部门的高级成员,都请进左丞相府,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。
人数越多,牵涉到的方面也就越大,自然就更难有统一的声音。朱子善就是想要让太子刘静明白一点,北地边防问题,不是朝廷不努力,更不是他这个左丞相不作为,而是实际上的困难太大,目前难有解决问题的可能。
至于文朝边军为什么比鞑子军兵要差,只能打防御战,被动挨打还每战必败,那都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。目前,能够将鞑子拒之长城之外,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。
吏部这边,尚书秦钟彬带着左右侍郎简新蓝和高詹远一起到来,工部尚书何骏,也将他的左右手带过来;兵部尚书郑粱钧,左右侍郎同样跟着到来,另外,五军都督府也到来了。
亲王府、宗人府等皇室的人手也过来,亲王府的刘伟,二亲王刘佩,五亲王刘景等也带着一两个军将一起到来。太子府那边,张洪庭和韩立仁随行,另外还有一个新进入太子府体系的,与军方工作联络的人,昭勇将军田开悟等,算是人数不多的一方。
另外,杨盛文只带一个随员出席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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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子监国也在逐渐走向常态,左丞相府和右丞相府会将各自的工作、决策等都报太子,然后再传达下去,贯彻落实。
对于文朝的整体运转,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,就是秋收即将到来。秋收情况如何,不但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子民们生存,也牵涉到文朝的税收状况,没有税收或税收拖欠,都会给文朝带来沉重的压力。
当然,文朝商业发展发达,除了粮食收益的税收外,商业这一块地税收也占一部分。只是,文朝对于商业税收还没有太明确的概念,漏洞多使得本该有最大收益的一块,却受到较少比例的税收,致使文朝的国库空空,各项政务推动起来艰难。
商税难受,其实是一种观念所致:官不与民争利。
然后,各大家族所经营的商业所得,基本上没有什么缴税的概念,尽可能地逃避缴税,而将盈利全部归到商家。反而是一些小商贩,会被逼迫着缴纳商税,自然商税这一块的国家收益就很小。
之前,右丞相府杨盛文曾动过这一块,国库有所增收,但商税依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。
农业税收上,也有众多漏洞,很多粮田寄存在有功名的士子名下,便成为免征的田亩。如此百年来,积累的田亩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,使得征税的田土变少,增税的总量也就大为缩减。
关于税收的问题,一直以来都是文朝斗争激烈的一块,牵扯面太大,而碰触到太多人的利益,使得一旦有这方面的工作推动,就迎面而来最激烈的斗争。就连之前杨盛文都不敢迈开大步子,推进国家税收的行动。
如今,在左丞相府主导国事的六年中,税收这一块就更加萎缩,国家运转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赤字。几乎将今后三五年的税收都花销掉了。
国家开支最大的几块,一是官员们的工资和奖励;二是水利维修;三是赈灾开支。赈灾每年都有,国家层面开销虽大,但真正落到受灾民众头上的,到底有多少,确实很难说。
朝廷还有一块最大的开销,那就是军费。在北地,常驻的边军,每一年都会投入几百万银两,多的时候会有千万两白银。但实际上,这些开销所起到的效用并不明显。
边军多,驻扎防线太长。哪怕有长城这样的险要关口,有各大关隘,依然难以防备北地游牧民的突袭、破关,破关后在北地的破坏和烧杀抢掠。
这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,也将文朝的运转绑在这上面,让文朝拖得越来越孱弱。
边军虽说是文朝的精锐,但战力与后金鞑子不能野战,更不能与蒙匈族的军兵正面对抗。要抗击北地入侵,唯一依仗的就是长城和关隘。
鞑子侵边,总会选择一处关隘进行突袭,即使守军察觉鞑子的动向,先有了防备,往往还是被鞑子迅猛地突破。之后,只有扼守县城、村里围墙,与鞑子做艰苦卓绝地抗击,损失惨重,也使得文朝的北地越来越荒芜,人口越来越减少。
对于文朝皇室和朝堂文武官员说来,文朝面临的这些,他们都知道,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却无法做到。
太子监国之后,因为到过北地督军,对这个事情比较上心。看到北地大片土地荒芜,村寨破败,人们流离失所,自然心疼。
刘静监国后,便向左丞相府这边提出这个问题。左丞相府统属兵部,北地的战事,也是兵部最重要的一块工作。
太子提出问题后,朱子善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推诿,也不适合拖延。同时,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策,也是试探右相杨盛文的最好方式。
太子刘静提出这样的问题,会不会是杨盛文在背后,想插手军务、伸手进军方的一个信号?对于这一点,朱子善和相关的人,自然会严密注意。
如今的左丞相府权力已经缩水一半多,如果兵部再被牵着走,他朱子善在京都还有什么尊严和颜面?自身的利益就会更大缩水,以后,左丞相府就成为笑话。
当然,目前正是太子监国和右丞相府才重开之际,势头才升起来,不适合直接硬拼。如果未指定对太子监国不满意,对杨盛文的工作不满意,那右丞相府很可能会再次贬斥。甚至可能在未来不就,大宝上的人到底是谁,都难断言。朱子善岂能够轻易出招?
用一两天的时间准备,朱子善将京都这边牵涉到北地边防工作的大佬们,都请进左丞相府。参与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:北地边防工作如何开展。
兵部是核心,然后牵涉到工部、户部、吏部,亲王等等。朱子善自然是将这些部门的高级成员,都请进左丞相府,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。
人数越多,牵涉到的方面也就越大,自然就更难有统一的声音。朱子善就是想要让太子刘静明白一点,北地边防问题,不是朝廷不努力,更不是他这个左丞相不作为,而是实际上的困难太大,目前难有解决问题的可能。
至于文朝边军为什么比鞑子军兵要差,只能打防御战,被动挨打还每战必败,那都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。目前,能够将鞑子拒之长城之外,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。
吏部这边,尚书秦钟彬带着左右侍郎简新蓝和高詹远一起到来,工部尚书何骏,也将他的左右手带过来;兵部尚书郑粱钧,左右侍郎同样跟着到来,另外,五军都督府也到来了。
亲王府、宗人府等皇室的人手也过来,亲王府的刘伟,二亲王刘佩,五亲王刘景等也带着一两个军将一起到来。太子府那边,张洪庭和韩立仁随行,另外还有一个新进入太子府体系的,与军方工作联络的人,昭勇将军田开悟等,算是人数不多的一方。
另外,杨盛文只带一个随员出席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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